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巡时曾精辟地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我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期生活的楚国人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楚文化，占据着中华文化的重要位置，曾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在我国历史上的影响十分深远，对当今文化仍产生着巨大的辐射力，其精神气质和风格特色始终浸染着历代的文人墨客和社会各个角落。如果说希腊文化曾显赫于世，那么楚地文化也曾是世界上第一流文化，在某些领域内甚至是世界上第一位文化。这应该是中华民族的自豪。
　　一般地讲，大抵有生命力的文化现象，都源远流长。特殊地说，正因为楚文化同样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所以它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毛泽东同志1940年1月在题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楚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与其创造者楚人的传奇式遭遇这样一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实践紧密相联。远古的楚人，在强国大族的夹缝中生存，“筚路蓝缕，以处草莽”，饱经磨难，受尽歧视，在周代民族之林中，长期受到诸夏的讨伐和侮辱，四处流窜。由此，楚人只得“凭着机智和勇敢，赖以生存和发展，而且养成了文韬武略”，正因为“楚人有强烈的民族自觉心和历史主动性，从而也必然有强烈的文化艺术创造性”（张正明《楚艺术探源》）。所以，楚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从弱小到强大，变落后为领先，楚人的开拓精神也日益剧增，楚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楚人与秦人相比，开放的楚要比封闭的秦高明得多。尽管楚于公元前223年曾被秦灭掉，但秦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时隔17年就被楚人刘邦并吞而建立了汉朝。具有强烈开放意识的楚人，对异国、异族文化从来都是兼收并蓄的，从而更加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而秦王朝专横跋扈，妄自尊大，对异国、异族不屑一顾。由于楚人兼收并蓄的开放意识和创造精神，加之楚国发祥于中原荆山一带，发展于江汉流域，处于南北文化交流线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他们博采众长，溶汇四面八方的文化艺术信息而独树一帜，寻找和拓开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道路，因而就富有很强的生命力。这正是张正明先生在其《楚艺术探源》中所论述的：楚文化艺术是“多源”的，即楚的传统文化是“本源”，中原文化是“主源”，南方文化、边裔文化和外域文化则是“旁源”。“创造以继承和引进为起点，继承和引进以创造为终局”。这就是楚文化能够兴起、发展并流传于世的奥秘。
　　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艺术都是有价值的，反之，任何有价值的文化艺术也都将世代长存，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消失。楚文化便是这样一种文化形态。楚文化作为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三十个世纪以来，不仅国内外有很多史料记载，而且在民间也遗存和流传着大量生动有趣的民俗和传说，启迪着今人。“这些史料、传说、遗风都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分”（钟扬波《荆楚故事》）。只要通过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现时尚存于鄂西北山区，特别是襄樊市的南漳、谷城、宜城、保康等县市民间的文化现象中，都可以从楚人那里找到根据，绚丽多彩的楚文化乃是这个区域文化艺术的正源。这个区域，是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之楚的北大门和战略要塞，这里世代相传的文化艺术之流来源于楚文化艺术的“母体”，是理所当然的。
　　试举几例：
　　民舞。鄂西北山区民间的民俗舞蹈《端公舞》（又名《扛神》），可以说是楚文化艺术的一支细流。目前仍流传于这一带民间。这可以从杜棣生先生的大作《谷城县端公舞源流初探》（载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的由张正明先生主编的《楚史论丛》初集252页）、1985年湖北省群艺馆舞蹈家邱晓燕女士指导摄制的南漳民俗舞蹈《端公舞》专题片、1990年7月出版的《湖北画报》第四期发表的“楚文化系列之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专栏所摄南漳薛坪系列照片（由张正明先生作序）、1992年4月湖北电视台、襄樊电视台在鄂西北大山区南漳县薛坪镇联合拍摄的大型民俗舞蹈电视专题片《扛神》，以及1992年8月沙市电视台、南漳县委宣传部联合在南漳薛坪山区拍摄的《荆楚神韵》艺术系列片中的第一集《楚乡节俗歌》中作证。专家们指出：《端公舞》是楚人遗留下来的典型的楚巫舞的再现，是当之无愧的。《端公舞》场次繁多，又因地而异，稍有不同，如南漳的《端公舞》有16场，而谷城的《端公舞》有9场。但大都包括有“迎鸾接驾”、“铺坛”、“请神”、“安神”、“喜神”、“修桥补路”、“苞茅缩酒”、“舞刀”、“舞火”、“散花”、“送神”等场面，有歌有舞，风格各异，楚风味浓。根据有关专家鉴定，这种舞蹈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巫教祭神歌舞。巫风源于上古，巫者能歌善舞。《尚书·伊训》云：“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楚俗“信巫鬼”，其巫风之盛超过当时其他诸国。尚存的《端公舞》明显含有楚国巫风的韵味和风格，其中也似保留有古代相邻各族相互影响的痕迹。这种舞蹈在山区民间颇受欢迎。此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划龙船”、“舞龙灯”一类文体喜庆活动，亦当为楚文化艺术的遗风。
　　崇尚。关于楚人的崇尚问题，专家论证已很多，如楚人“尚赤（崇火）”、“尚东”、“尚左”等等。楚人对红色、对东方、对左边、对桃木、荆棘等等十分尊崇、注重，这是与楚人的历史与楚国的创业、发展、壮大息息相关的。楚人的祖先传说是祝融，而神话中的祝融是火神。“太阳是炎帝的化身，炎帝即日神”。“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张守节《史记正义》）。炎帝和祝融都是火神，“火是红色的，所以炎帝又称赤帝。对赤帝的崇拜，即对火的崇拜。以红色为贵，即以赤帝为尊”（张正明《楚俗杂考》），因而楚人把火作为象征，以红色为尊。“端公舞”中的端公身着大红衫；贴春联习用大红纸；劳模佩戴大红花等等。这种“红色文明”一直流传于世，不仅民间，连楚人后世中的英雄、伟人，也有这种潜意识。《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有汉高祖刘邦在沛县始举义旗时，依照楚人尚赤的传统，“帜皆赤”，并自托为“赤帝子”。《史记·历书》曰：刘邦立为汉王之后，“以十月为年首，而色尚赤”。刘邦是楚人后代，历史虽日益变迁，但这种崇尚红色、崇敬太阳的习惯依然极盛。有以自己的政权誉为“红色政权”的，有把自己的军队称为“红军”的，有将国旗定为“红旗”的。“东方红，太阳升”，也是民间的一种良好的祝愿和企盼。总之，似对红色偏爱的民族心理至今犹存，不能说与楚俗毫无联系。至于尚东、尚左的习惯，也俯首皆见。又如用桃木避邪、以荆棘作围、以苞茅为门一类现象，不难找到。一如桃木，《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专家论证，桃弧棘矢，即以桃木为弓，以棘枝作箭，用来避灾。《左传·昭公四年》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因此以桃木避邪消灾流传已久。二如荆棘，因荆山多荆棘，山民常以荆棘代围墙，目前到处可见，因楚人祖先“辟在荆山”，楚人以为荆棘是灵物，因此楚国都城有“棘门”，民间有“棘围”。如今“棘围”在南漳山区随处皆是（如围菜园、隔田界、栅鸡圈等）。三如苞茅，古人视为“灵茅”。楚地产的苞茅又多又大，楚君向周室贡苞茅成为楚王宫应尽的义务，“贡苞茅于周室以缩酒是楚君不可玩忽的要职”（张正明著《楚文化史》）。而今山区仍有“苞茅缩酒”之遗风，这种“缩洒”的祭法“逾三千年而未绝，却是令人讶异的。楚俗源远而流长，这也是一例”（张正明《楚文化史》）。至于茅门也仍可发现，这些均可视为楚俗遗风。
　　嗜好。楚人喜用毛笔。如今写字绘画用毛笔，不仅我国中原、南方有此习惯，其他地域也是这样。张正明先生论证：“据现有考古资料，毛笔应是楚人首创的”。“文字记载春秋以前中原已有壁画，但迄今未有实物遗存面世。先秦的帛画和漆画在中原也至今不见出土。而完整的楚帛画已出土两幅，完整的楚漆画也出土一幅，是后世国画的嚆矢”。“上述帛画和漆画都用毛笔勾勒、涂抹，功力老到，所画的人和物都很传神”。楚人首创用毛笔，成了以毛笔绘画写字的开端，为人类后世开了先河。喜穿衫衣、佩饰物，这也是楚人的一大嗜好。至今这种习俗在民间未改，特别在妇女、小孩身上尤甚，有的男人们随身带的旱烟袋上佩带的玉坠、铜钱之类饰物也屡见不鲜。楚人喜重味。据有关专家考证，楚人喜苦辣咸酸味，爱吃鸡雀龟鳖物。而今天中原地区及其周围民间在这些方面一脉相承。
　　俗语。有关楚国历史典故俗语，如今在民间流传甚广，都可以追溯到楚人那里，并且是一些相当生动又很有价值的历史故事，其中许多已记载入古籍中。如“杀鸡给猴看”、“秉公执法”、“一鸣惊人”、“甚嚣尘上”、“鞭长莫及”、“名列前茅”、“知音之交”、“卖国求荣”、“敲诈勒索”、“完璧归赵”、“毛遂自荐”等等，多达近百例。近读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钟扬波先生大作《荆楚故事》（1987年3月第一版），很受教益。
　　信仰。鬼神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唯心主义的。信鬼神是远古人们在自然现象面前束手无策而臆想的一种现象。楚人信仰鬼神正反映出三千年前的楚人对自然界的神秘现象一筹莫展。所以《吕氏春秋·异宝篇》有“楚人信鬼”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三年》亦云：“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没有事奉鬼神”，成为楚王当时不同意攻打吴国的理由之一。由于楚信鬼仰神，许多事都要占卜以问鬼神。有史料记载，春秋时的楚共王、楚灵王，战国时的楚宣王、楚怀王等历代楚君，都以占卜和祈祷求助于鬼神寻问自己的前程和命运。宫廷如此，民间更甚，这方面的故事尤多。有趣的是，三千年过去了，社会发展了，人们的文化科学水平提高了，然而近百年来，在民间，在官方，信仰鬼神之风都未断流，以至当今成为“三风”之一而需煞之。这种“遗风”不知又要刮到什么时候！因此对楚文化的“源远”可以理解，而对这样的“流长”应区别对待。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信仰“人死为鬼”，而这样的鬼有“陌生的鬼”和“熟悉的鬼”之分。对“陌生的鬼”，人们似乎有些恐惧、厌恶，而对自己崇敬的老人、朋友死后为“鬼”，则有一种怀念、尊敬之感。越人之后鲁迅有名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朋辈死后变成“新鬼”，与“老鬼”为伍。自己老人死后却很少有人惧怕。在作为鲁国后人的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笔下，《聊斋志异》中的鬼神也是善恶有别的。不管蒲氏是否也像楚国人那样信仰鬼神，也不管他的创作意图如何，他笔下毕竟写了那么多活生生的“鬼”，而且向它们注入了千姿百态的情感。楚人的鬼神观念也渗透到了这位出身鲁国的作家思想上和作品里。回过头去看，其实战国时楚人屈原的《楚辞·九歌》中就有一篇《山鬼》，对类似人的女鬼从姿态到衣饰进行了细致描绘，不过这是为祭祀山神而作的歌。以上说明，楚国人的这种信仰有历史根源，又影响着后世，需作一番唯物分析。
　　诸如此类，还能举出一些来。
　　对楚国人民所创造的楚文化这一丰硕文明成果，我们应当把她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大胆地加以借鉴、吸收和利用，剔其消极方面，弘扬精华部分。如果说历时八百多年的泱泱大楚之文化，就曾经与古腊文化媲美而闻名于世，那么，30多个世纪后的当今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更有理由在我们这几代人中加以发展、光大，赶上甚至超过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以不愧对我们的祖先！
　　以上仅搜集了一些现象性东西，敬请专家指教。
　　（注：本文曾在1992年12月湖北省国际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交流，1995年7月获新华通讯社《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社《大地》副刊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论文二等奖，载入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卷）、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社科专家学者大辞典》、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经济研究人才库》等著作集之中，今收录时只修改个别字句。作者原系湖北省南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理事、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省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襄樊市社科联学术委员，社科副研究员）